午夜之門

「我有個美國朋友是個老紐約。有一回搭出租車去甘乃迪機場，隨口問司機從哪兒來。司機一下火了，用濃重的外國口音說，從哪兒來從兒來，每回人都這麼問，可等他說出自己國家，沒一個知道。我的朋友說讓我試試。司機說好，我說出國名你說出首都，這趟算我的，否則加倍收費。成。司機說阿爾巴尼亞。他不僅說出首都地拉那，還提到阿爾巴尼亞一個男高音的名字，可把司機樂壞了，下車時怎麼也不般收費。」 --北島，《午夜之門》

我還記得幾年前看過一部溫文德斯的電影，《百萬大飯店》。一間老舊的飯店裡住著一群，或者酗酒，或者幻想，或者製造罪惡的人們。導演用這個飯店定格了這個社會中龐大一群沒有名字、沒有記憶、不抱希望的人們的流浪歷程。儘管不提及過去還有未來，時間的流動性卻神奇地在這個格子裡呈現了。但是顯然敘事者本身跟他們是不同的族類，於是明明他們在自己的世界裡自得其樂，觀者感受到的仍是種疏離的悲哀。

但是如果是由流浪者本身來書寫流浪者的故事呢？

「每一次出走和流浪都是為了要久別重逢。」那是蔣勳式的飄泊。但恐怕久別才是真的，重逢無論如何都是恩賜。所謂的重逢難得是再次見面，但流浪者的相遇都是一閃而逝，不會出現相同的軌跡。

北島是個詩人，但他僅有的兩本散文集--也許還是用左手寫的--卻像孟悅說的，「裡面不知道一種什麼東西那樣深深攫住我」，尤其是《午夜之門》這本。北島的散文中，從來也不去做文學批評，也不去探索什麼內心的神祕形上主義，連回憶的成份也極稀少，他只是寫下那群與他相同的朋友相識與相聚的記錄，連地方都不重要，地名只是人在移動時的路標。

幾乎是一貫的，從《藍房子》開始，筆觸低調，冷得可怕。但到了《午夜之門》這本書中的前四篇文章：紐約變奏、巴黎故事、卡夫卡的布拉格、午夜之門，終於出現了強大的感染力。他在午夜之門這篇中，寫國際作家會議造訪巴勒斯坦的情形，在文字中對以色列做出強烈的批判，這種情況對他來說是極其罕見的。在不論他的政治正確性的前提下，你很難不受他的文字所影響，轉而同情 98'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葡萄牙小說家 Saramago 所說的 "What is happening in Palestine is a crime that we can compare to what occurred in Auschwitz."

只是轉念一想，拿奧茨維茲集中營的種族滅絕來比擬以巴的紛爭是何其荒謬，對曾是受害者的以色列來說又是何等諷刺。但顯然北島是極為同情巴勒斯坦這個具有強烈流放色彩的「國家」，尤其迫害它的正是自詡上帝子民卻曾千年漂泊的以色列。

我跟一個朋友說起這本書，要他讀讀這本書的前幾篇。他只覺得平凡無奇。我想流浪者寫流浪者的故事，還是要給流浪者來讀才有興味吧。